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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位80岁的老人，当时就在北京，手里夹着因为思考而燃尽的烟头。外面的骂声他听得见，那些老战友的痛哭他也知道。

　　要是换个心理素质差点的，这时候早就叫停特区，关门避祸了。毕竟，谁愿意背上一个“复辟”的骂名？谁愿意在晚年还要面对这样的指指点点？

　　他把烟头狠狠地按在烟灰缸里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办特区是我的主张，能不能成功，我要去看看。”

　　没有鲜花，没有红毯，甚至连新闻报道都被压了下来。这一次南下，更像是一次无声的突围，一次关乎中国未来国运的实地勘察。

　　而在几百公里外的深圳，市委书记梁湘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他知道，老爷子这次来，不是来游山玩水的，是来当考官的。

　　考过了，深圳特区还能活；考不过，深圳可能第二天就得摘牌子，而他们这一批敢闯敢试的人，恐怕都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
　　1984年的深圳，到处都是大工地，甚至还有不少烂泥塘。空气中弥漫着水泥和尘土的味道，唯一能让人感觉兴奋的，是那种没日没夜赶工期的轰鸣声。

　　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，脸色平静得像一潭湖水。既没有笑脸，也没有怒容，这种看不出情绪的表情，最让下面的人心里没底。

　　这个村子在几年前，那可是出了名的穷窝子。村民们靠打鱼为生，一家老小挤在破船上，那日子过得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穿不上。

　　这哪里还是什么穷渔村？映入眼帘的，是一排排整齐划一的两层小洋楼。这种房子，别说在那个年代的农村，就是在当时的北京城，也没几个人住得起。

　　村支书吴柏森早就候着了，他特意换上了一身笔挺的新衣服，虽然还是有点紧张，但脸上那股子自豪劲儿是藏不住的。

　　那时候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有个收音机就算不错了，可这户人家呢？大彩电摆在正中间，旁边是双门电冰箱，还有那一套看起来就死贵的立体声音响。

　　吴柏森挺直了腰杆，声音洪亮地回答：“报告首长，我们村现在家家户户都是万元户！”

　　点了点头，紧接着又问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：“那你这个村支书，一个月能拿多少钱？”

　　这个数字一出来，屋子里的空气都凝固了一秒。站在旁边的忍不住笑了，她凑到耳边说了一句：“爸，您听听，人家这工资，比您拿得还要多呢！”

　　这话要是放在几年前，那是妥妥的“走资派”罪证，是要被拉出去批斗的。一个村干部，凭什么比国家领导人拿得多？这不就是贫富差距吗？这不就是资本主义吗？

　　那是发自内心的笑。他这一辈子，图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吗？

　　只要老百姓兜里有钱了，家里有彩电冰箱了，那些理论上的争吵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　　从渔民村出来，站在村口，望着那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小洋楼，感叹了一句：“看来，咱们国家要想都达到这个水平，还得奋斗个几十年啊。”

　　接下来的行程里，他去了国商大厦，上了顶楼，俯瞰整个罗湖建设工地。那时候的国商大厦，是深圳的地标，站在上面能看到对面香港的新界。

　　梁湘站在他身后，手心里的汗把手绢都湿透了。他时不时地给老爷子介绍两句，试图从的表情里捕捉到一点信号。

　　这句口号，在今天看来那是再正常不过的商业逻辑。但在1984年，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。

　　咱们社会主义国家，怎么能谈钱呢？怎么能把金钱和生命挂钩呢？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吗？

　　这块牌子竖起来的时候，不知道遭了多少人的白眼和唾沫。甚至有理论家专门写文章批判，说这是资本主义的毒草。

　　如果他皱一下眉头，如果他说一句“拆掉”，那么深圳的改革，可能瞬间就会崩塌。

　　然后，他把头转了回来，依然是那副波澜不惊的表情。没有批评，没有指责，甚至连一句评论都没有。

　　这几十秒的沉默，在袁庚（蛇口工业区负责人）和梁湘看来，简直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。

　　可是，这种“默许”毕竟不是“圣旨”。对于那些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搏命的深圳干部来说，他们太需要一颗定心丸了。

　　在蛇口码头，梁湘最后一次试探着问：“首长，能不能给深圳提点希望？或者是题个词？”

　　在中国这种政治语境下，领导不题词，往往就意味着“保留意见”，甚至意味着“不满意”。

　　在珠海，他不仅看了，还兴致勃勃地挥毫泼墨，写下了七个大字：“珠海经济特区好”。

　　您想啊，深圳和珠海，那都是改革开放生出来的“亲兄弟”。现在大家长来视察，给弟弟发了一张大大的奖状，上面写着“好”。

　　这还需要解释吗？这不就是明摆着告诉全天下：深圳没考好，深圳有问题，深圳不如珠海吗？

　　有人说，对深圳的“资本主义尾巴”很不满；有人说，深圳的班子要大换血了；还有人幸灾乐祸，说早就看梁湘他们不顺眼了，这下好了，等着秋后算账吧。

　　他冲进梁湘的办公室，声音都变了调：“书记，这可咋办啊？外界都在传咱们深圳不行了，外商都在观望，有的项目甚至都要停了。要是再没个说法，咱们这就真得了！”

　　他猛地站起来，拍着桌子吼了一句：“追！咱们追到广州去！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不管要磕多少个头，一定要把老爷子的题词求回来！”

　　张荣带着几个得力干将，还有那个背着重重摄影器材的摄影师，跳上车，像一群亡命之徒一样，疯了一样往广州赶。

　　这是中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，也是先生投资的，代表着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最高形象。

　　整个广州城沉浸在节日的喜庆里，鞭炮声此起彼伏。但对于深圳来的这几个人来说，每一声鞭炮都像是催命的鼓点。

　　他先找到了广东省委接待办的同行，苦苦哀求；又想办法把话递到了负责陪同的那里；最后，甚至是找到了的女儿。

　　话术只有一套，但字字带血：“首长，深圳难啊！深圳的干部群众压力太大了！要是没有首长的一句话，我们真的要在唾沫星子里淹死了！求求首长，给深圳说句话吧！”

　　其实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深圳干得好不好？当然好。那个渔民村的洋楼，那个国商大厦的高度，那个“时间就是金钱”的标语，都在他脑子里转着呢。

　　他之所以不题词，也许是在权衡，也许是在观察，也许是不想过早地给这场巨大的争议下定论。

　　张荣正守在宾馆大堂的角落里，眼圈黑得像熊猫，两天两夜没合眼了。他盯着电梯口，心里已经快绝望了。

　　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工作人员快步走过来，低声对他说了一句：“快，准备纸笔，首长要写字了！”

　　全场鸦雀无声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支笔尖上。这几个字写什么，将决定一座城市的命运，甚至决定中国未来的方向。

　　老爷子这是在告诉所有人：我在深圳看的时候，就已经认可你们了！不是因为你们来求我才写的，而是你们真的干出了成绩！

　　他顾不上擦泪，小心翼翼地捧起那张还没干透的宣纸，就像捧着刚出生的婴儿，又像捧着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。

　　之前那些骂深圳是“租界”的声音，一夜之间销声匿迹。谁还敢骂？总设计师都说了是“正确的”，你再骂，那是跟谁过不去？

　　之前那些还在观望、还在犹豫要把钱投到哪里的外商，一看这架势，立马就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。

　　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，一个个工厂开足马力。那个曾经满是泥泞的大工地，开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，变身为现代化的都市。

　　他只是亲自去看了看，用自己的眼睛去确认事实，然后用一张纸，轻描淡写地化解了所有的危机。

　　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，每往前走一步，都要冲破无数的观念枷锁。如果不是像这样的人，在关键时刻顶住压力，一锤定音，咱们中国的改革开放，指不定还要在黑暗里摸索多少年。

　　当年那个拿着比工资还高的村支书吴柏森，后来见证了渔民村一次又一次的改造升级，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　　而那个在火车上痛哭的老干部，也许在多年后的某一天，看着满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，看着儿孙们幸福的笑脸，会明白当年的眼泪流得有多荒唐，又有多珍贵。

　　他没能亲眼看到香港回归，但他亲手打造的深圳，已经成了那个时代最强有力的证明。